第一、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之谜。

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，理论界有两种说法。一是，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；二是，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。

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，就要弄清楚中共“一大”召开前，毛泽东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长沙有没有共产党组织。查阅资料后，你会发现早在1945年筹备中共“七大”时，毛泽东谈到关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，回忆说：“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，世界上的事如何办，也还不甚了了。所谓代表，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，懂得这样，懂得那样。什么经济、文化、党务、整风等等，一样也不晓得。当时我就是这样，其他人也差不多。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，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。……《联共党史》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，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。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，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，现在还是在根据地，还没有到全国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也是很小的小组。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，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。我说我没有介绍人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，知道的事也并不多，可谓年幼无知，不知世事。”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，第291页）1956年9月，在北京召开的中共“八大”上，当时，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，他在代表证上入党时间一栏中，十分庄重地写上了自己入党的时间是“1920年”。就这样，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、入党时间被确定了下来，随后，编纂出版的各种党史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固定说法。

◆1919年的毛泽东。

中共“一大”前，有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早期的共产党员彭述之有回忆，彭述之是湖南邵阳人，比毛泽东小2岁，彭述之在1983年香港《争鸣》杂志第6期上回忆说：“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？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，未能亲自了解它。根据贺民范的叙述，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，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，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。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。它已拥有五位成员，他们都是精力充沛、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，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。”（《共产主义小组》下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，第599页）文中提到的贺民范是湖南省宝庆（今邵东县）人，五四运动后，贺民范曾任湖南船山学社社长、船山中学校长，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，支持学生开展爱国反帝斗争。1920年8月22日，与毛泽东、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。可见，贺民范、彭述之两位历史见证人用回忆证明了中共“一大”召开前，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，又肯定了毛泽东就是发起人。肖子升是毛泽东同学，又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，而且是新民学会第一任会长，据肖子升回忆说：“1920年，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，在毛泽东领导下，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，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。”（肖子升：《毛泽东的青年时代》英文版）可见，毛泽东做事谨慎，非常注意保密工作，而这个组织就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。研究者通过查阅资料，还得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数及成员名单，“据毛泽东回忆，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。至‘一大’召开时，李达回忆有10人，张国焘回忆约有10人。这就是说，由初创时的6人，发展到‘一大’时的10人。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，除毛泽东、何叔衡外，尚有彭璜、贺民范、肖铮、陈子博、夏曦、彭平之等。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、何叔衡、彭璜。”（《共产主义小组》下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，第474页）从上面的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出，毛泽东是中共“一大”前入党的，而且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，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是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。

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，该说法源自于中共“一大”代表李达，当年，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外地代表的接待工作都是由李达负责的，李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，毛泽东到达上海就是李达接待的。1962年7月1日前，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中共“一大”召开的情景时说，当年，是他亲自把给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信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，毛泽东接到通知后，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。毛泽东、何叔衡找到李达后，李达问：“你们是CP，还是SY？”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们是SY”李达说：“我们是开CP的会，你们既然来了，就参加CP开会吧，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”（王炯华《李达评传》，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，第465页）这里的“CP”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，而“SY”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。为此，后来还有人揭发李达“诬蔑”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时，还不是共产党员，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。

曾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达，在回忆党的“一大”召开时党员人数时说：“上海约9人，北京7至8人，武汉7人，济南5人，广东2人，长沙10余人，长沙那时可能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因毛泽东自从党的‘一大’后即1921年10月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党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6页）

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“一师”的同学，后来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当时在法国有几十名新民学会会员，1920年夏，他们集会讨论了建党问题，1920年8月13日、9月16日，蔡和森先后两次致信给毛泽东，对建立党的必要性、步骤方法、组织纪律和入党条件，介绍得很清楚，并估计两年建成党，1921年1月21日，毛泽东回信说：“党一层，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。出版物一层，上海出的《共产党》。”这段文字是说，毛泽东拥护建党，并依赖陈独秀，但他自己没有马上建党的意思。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，毛泽东是秘密情况下建党的，反对者认为毛泽东与蔡和森是挚友，毛泽东是没有必要对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密。

◆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20年在上海合影。（左六为毛泽东）

既然中共“一大”前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，那长沙共产党组织是何时创建的呢？易礼容的文章做了明确的解答，易礼容是湖南省湘乡县人，1898年生，曾是新民学会会员，1920年8月，与毛泽东、彭璜等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，并担任经理一职，他一直支持毛泽东、何叔衡在新民学会中的工作，大革命时期，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、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共湖南省委的代理书记。易礼容在《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》中回忆说：“社会主义青年我没参加，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。”“毛参加‘一大’后，大约8月回到长沙。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我。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，谈话不方便，他把我邀出来，在书社对面的篱笆旁边谈话。他说要成立党。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，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，要是死30人救70人，损失太大，我就不干。他说你错了，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。我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。又过几天，他找了我与何叔衡，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……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，没坐在那里开会，一边走，一边谈。这样，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成立党。有材料说明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。就是我们三个人，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。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、十月。……李达说过，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，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，是对的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93-294页）肖三，原名肖子璋，湖南湘乡人，1896年生，早年参加新民学会，是毛泽东的同学，曾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在《不能忘却的怀念——忆何叔衡同志》一文中说，“一大”后，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湖南，开始着手建党。1954年，肖三写了《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》一书 ，在该书《可纪念的“三十节”》部分中，肖三写了“一大”闭幕后，毛泽东回到湖南，开始建立中共党组织，“一个秋凉的日子，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，有几个人在散步。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，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。彼此热烈地谈论着。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，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，此外还有彭平之、陈子博、易礼容等。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。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，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，曾被戏称为三十节。”（转引于李锐：《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，第324—325页）中央文献出版社的《毛泽东年谱》中也写到：“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建立中共湖南支部，任支部书记，成员有何叔衡、易礼容等。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于，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，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住。”（《毛泽东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88页）。

通过对上面两种说法的仔细分析，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共“一大”前应该是中共党员，因为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时，长沙也被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，李达回忆说：“这个组织发起后，由陈独秀、李汉俊找关系”，“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。”（李达：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，载《“一大”前后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》二，10页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）由此可知，毛泽东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外围党员，所以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至于中共“一大”前，毛泽东有没有在长沙组建共产党，通过现有的资料，还存在一些分歧。

第二、毛泽东为什么在 “一大”上被称为“神经质”？

在中共“一大”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，中共“一大”期间毛泽东在住宿上受到“特殊”待遇，而且与众不同，“一大”代表李达在回忆中说，“一大”期间毛泽东被代表称为“神经质”，可以这样说，当时的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不同，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

1921年7月23日至30日，中共“一大”在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召开，外地赴上海参会的9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，这“九个临时寓客”是：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刘仁静、包惠僧、周佛海，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，是住在渔阳里2号（也就是上海陈独秀的寓所，又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），第二天，张国焘就让包惠僧搬到博文女校去住。当时，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，据包惠僧回忆：“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、周佛海和我住的。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。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，也在这间住了几天，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、邓恩铭住，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。这房屋很暗，他好像是一个人住。……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，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。”（包惠僧：《包惠僧回忆录》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1页）毛泽东当时受到“特殊照顾”的原因是，一是他个子较高，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，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，不合群，大家认为他神经质。

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——清水塘。

在“一大”代表开会期间，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，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，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，却没有多加讨论。当时，与会代表都还年轻，最小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，山东小组的邓恩铭只有20岁、王尽美23岁，张国焘、周佛海都是24岁，毛泽东28岁，陈公博是带着新婚妻子来开会的，李达也刚刚结婚不久，他们多数没有结婚，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。李达在其自传中说：“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，常常独自一人，搔首寻思，绝不他顾。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，总说是神经质，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。”（引自《李达评传》，第89页）1955年李达在撰写的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一文中回忆说，“一大”期间，“毛泽东同志在代表的住所的一个房子里，经常走走想想，搔首寻思。他苦心思索到这样地步，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时，他却不曾看到。有些同志不能体谅，反而说他是书呆子、神经质。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，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3页）

我认为中共“一大”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，李达、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，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 ，当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解的还不是很多、很深，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，毛泽东以学习为主，也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，并一直保持沉默。④历史证明，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的革命者，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，毛泽东却在思考筹划着会后回到长沙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。

第三、关于毛泽东在“一大”上做记录员之谜。

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，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文件档案，在中共“一大”上，当时会议没有专职的秘书，会上，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、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，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，后来，瞿秋白也曾担任过秘书，蔡和森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都曾经出任过秘书长。中共“一大”代表陈潭秋曾回忆说，1921年“七月底大会开幕了，大会组织非常简单，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，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2页）各种资料显示，在“一大”上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发言，他的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员，工作中积极认真，时常是一面做好记录，一面动脑筋思考问题。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曾回忆说：“毛泽东在‘一大’上采取慎重谦虚态度，不轻易发表意见，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，很难将他突出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8页）但“一大”会议主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回忆与其他代表的回忆存在很大的不同，他说在“一大”期间，“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，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，穿着一件布长衫，他的常识相当丰富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、邓恩铭等高明多少。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。可是他健谈好辩，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下陷阱，如果对方不留神就坠入其中，发生自我矛盾的窘迫，他便得意的笑起来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3页）

◆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19年在长沙合影。（后排左四为毛泽东）

此外，毛泽东在“一大”上对侦探的警觉性也非常高。1921年7月30日晚，当中共“一大”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，即将召开时，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。代表们问他找谁，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，然后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找错了地方。”说完后就急忙走了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，机警地说：这一定是侦探，马上散会，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。因为当天下午，周佛海忽然闹肚子，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，根本不能出门，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糊糊涂涂地睡着了。其他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到《新青年》编辑部，议论会议下步该如何召开时，而只有毛泽东非常警觉地单独回到代表住处博文女校，看看那里有没有被侦探监视。周佛海回忆说：“一大”快要结束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我要睡着了，“大约十二时左右，忽然醒来，看见毛泽东进房来，轻轻问我‘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?’我骇了一跳，问他，才知道出了事。”（吴少京主编：《建党风云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1页）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毛泽东在“一大”期间对侦探的警惕程度是很高的。

第四、毛泽东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，会议后期又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。后来，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呢？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中共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、北伐战争、五次反“围剿”、长征，历经磨难到了延安，西安事变后，国共两党为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。抗战期间，在延安的中共势力一天天壮大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呼声越来越高，需要把党的诞辰日确定下来。

◆中共一大代表临时住所博文女校。

1936年，“一大”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》，关于“一大”开幕的日期，陈潭秋认为应该是在1921年7月15日之后。1936年，“一大”代表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：“1921年5月，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。”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不习惯公历的纪年法，他讲的“5月”应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纪年法，而1921年农历5月份总共29天，这29天相当于当时的公历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。1937年，“一大”代表董必武在延安对斯诺的夫人说：“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”，具体日子董老也记不清楚。到了1938年5月，在延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党的生日，许多人向毛泽东、董必武询问此事，对此，他们二人也十分焦急，最后，没有办法，二人经过商定，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：“7月1日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，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。” 正式把“七一”作为党的生日来纪念是1940年，1940年《群众》杂志第4卷第18期（7月7日出版）发表了一篇《庆祝中共19周年纪念》的社论，社论明确指出：“今年七月一日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。”到了1941年7月1日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时，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以第二版整个版面刊发《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》，发表了《纪念中国共产党20周年》的社论及朱德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等人的文章。从此，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之日被确定了下来，每年7月1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。事实上，后来经过研究，中共“一大”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—31日，开幕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。